在北方某个小城市生活的程建生,房子前后各有一个小广场,景色优美适合养生。也正因如此,手机的闹钟功能几乎从未使用。
每天早上6点,楼前小广场准时响起“精忠报国”的音乐,接着响起阵阵有力的扇子声。用程建生的话来说,这是要给他打足一天好好工作的“鸡血”。
几乎同一时间,楼后的小广场也不甘示弱地传来了中老年广播体操的音乐。
到了傍晚时分,一群大妈则准时出现在程建生家楼前的空地上。她们伴着激情歌曲,动作一致地抬手转身。程建生很是反感:“她们剥夺了我安静看晚霞的权利。”
即使是通过微信的语音功能,但程建生的苦恼与无奈还是顺着网络毫不掩饰地传递到记者耳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有伤害”。
同样遭遇广场舞烦恼的还有李晓娟。一年前,李晓娟辞职回家考研。然而,就在她焦头烂额地刷题时,广场舞激昂的音乐传了进来。
起初,李晓娟试图交涉。她下楼和跳舞的大妈协商,希望对方能把音乐声音调小点,“她没正脸看我,说‘你把窗子关了不就小声了’。我当时就懵了,竟无语凝噎。然后看着她把声音调小,我也就算了,说了声‘谢谢’上楼回家”。
没料想,第二天,广场舞的声音又回到了当初的音量。李晓娟又跑到楼下,“我和她们解释了原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们看了看我,没说话,音乐又关小了一点,于是我又上楼回家了”。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渐渐地,李晓娟都不想下楼了,直接在窗口向下喊,“声音要大到类似咆哮,因为不咆哮不带怒气,就会被直接无视”。
“接下来,同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是精确回放。”李晓娟无奈地说,她后来烦了,戴上隔音耳麦关上窗子,但还是能听到广场舞的音乐声。
一个多月后,居住在李晓娟楼下的邻居也“忍无可忍”,因为邻居的儿子上初三,需要安静学习。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用李晓娟的话来说,就是一场“居民区世纪大战之嘴炮斗”。
“吵得面红耳赤,结果是接下来的几天没跳广场舞了。”李晓娟说,可是好景不长,几天之后,广场舞的音乐卷土重来,而且有更甚之势。
这次,李晓娟决定再次单枪匹马前去理论。
“你要么小点声,要么换地方,不然我报警了!”
“你报什么?”
“报警!”
“你报吧,看谁敢抓我们。”
随即,李晓娟报警。
“在等民警来的时候,我被围攻,诸如‘你家不用电视啊’‘这也算吵’‘你搬家好了,搬别墅去’‘你不讲道理’‘对老人这样还报警,你没素质’等,不绝于耳。”李晓娟回忆说,“协警赶到后一直劝我,那几位大妈见状越战越勇。之后,我被暗示向那些大妈道歉,居委会和物业也被扯了进来。”
按照李晓娟的想法,道歉可以,但底线不能动,所以表示“换个时间、换个位置或者声音小点都行”。
“谁知道,我刚说完,她们那边就炸了,说‘我想啥时候跳就啥时候跳’‘换位置,摔倒你赔钱’等。”李晓娟说,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程建生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
在小区空地跳广场舞的大妈认为,来提意见的程建生就是“砸场子”的。每次理论都是一番激烈交锋,双方互不相让,辱骂声、呼喊声夹杂在舞曲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最后,不欢而散,各自悻悻而走。
“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程建生不愿过多提起当时的场面,“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这种事太丢人。”
跳广场舞,不仅因噪音引发居民与跳舞者的冲突,因为场地有限,广场舞队伍之间还可能发生纠纷。
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队来跳广场舞的大妈因为场地争执起来,双方各不相让,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动起手来。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并不鲜见。
“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还在大街上因为这些小事大打出手。”曾经亲眼目睹此类纠纷的北京市民林峰西摇摇头说,“就不能体面地跳支舞吗?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大妈们有自身的问题,但这更加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
采访结束时,李晓娟给记者发来一条微信:难道资源有限,就要按“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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