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率领的基金组织代表团于 6 月 1 日至 14 日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内蒙古，开展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年度第四条磋商讨论。代表团与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官员、私营部门代表以及学术界人士进行了极富建设性的、坦诚的讨论，就经济前景、改革进展和挑战以及政策应对措施交换了看法。
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先生参加了最后的政策讨论，并会晤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财政部长楼继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以及其他高层官员。
访问结束之际，利普顿先生发表了以下评论：
“中国继续向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型，在再平衡的许多方面取得进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转型有时艰难而崎岖，但其成功对于中国和世界至关重要。我们本周在北京举行的讨论侧重于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政策应对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紧迫性。
“中国当局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挑战，已明确表示(包括在各种政策声明和最新的五年规划中)将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实现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型。这些包括促进消费、扩大服务业、保护环境、进一步开放经济、扩大公共服务、减轻贫困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总体来看 ，改革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仍有不均衡之处。我们看到，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进展巨大，而解决信贷增长问题的进展则相对较少;在放开金融市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在改善治理机构和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方面的进展则相对较少。结果是，脆弱性仍在上升，用于应对冲击的缓冲也在消耗。这进一步凸现了实施改革的迫切性。
“近期增长前景已经增强，这得益于最近采取的政策支持措施。然而，信贷快速增长、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日益庞大、不透明、相互关联的金融部门给中期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
“为了解决这些脆弱性，确保经济实现更加强健、可持续的中期增长，需要在若干领域果断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全面的一揽子政策。
“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鉴于这方面涉及的广泛挑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人员配备充分、具有清晰职能的工作小组，并以正在实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重组计划为基础，来推动和实施现实可行的国企重组并处理与之相关的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
“经济增长适度放缓是中国必要转型的自然结果。宏观政策应当与下述目标相一致，即在近期内降低脆弱性，并使经济增长率稳定在可持续的水平——2017 年为 6%左右。信贷增长速度需大幅放缓，以使信贷/GDP 比率稳定下来。预算外投资支出应转变为有利于再平衡和改革的预算内措施。关键的财政改革包括：使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责任相一致;扩大社会保障;实施新的预算法;推进税收制度现代化，以提高其累进性。对化石燃料和污染大幅征税(如碳税或煤税)有助于使经济增长更加环保，并能增加财政收入。例如，对燃煤适当征税将显著减轻当地空气污染，可在 2030 年前防止四百至五百万人过早死亡。
“为了防范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风险，需要在多个领域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显然需要在各监管机构和市场采用更加协调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增强银行缓冲，积极主动地确认潜在损失，以及提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稳健性。应继续控制影子产品大幅增长带来的风险。“继去年调整以来，人民币汇率正变得更加灵活和市场化。代表团鼓励当局继续推进这一过程，目标是在今年几年内实现汇率有效浮动。尽管中国的外部顺差仍略强于中期经济基本面对应的水平， 经评估，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大体一致，这与我们在去年第四条磋商中所作评估类似。
“中国当局在改善数据以及加强向市场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方面已取得进展。我们鼓励当局继续努力弥补依然存在的显著数据缺口，特别是在国民账户和政府财政方面。信息沟通应当在澄清当局政策意向、减少不确定性和调整预期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断改善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中国管理目前的历史性转型。
“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转折点。考虑到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在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当局对于推动其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方面的强有力的承诺，我们对于中国能够再次找到办法，克服面临的挑战充满信心。我们也希望当局取得成功。
“代表团感谢中国当局过去几周的盛情接待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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