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在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全体大会上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请周小川行长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评论，并谈一谈政策协调的问题。
周小川：刚才，有人评论亚洲国家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获益良多，亚洲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让我想到了中国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关于自由贸易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的激烈争辩。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意见倾向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后，大家均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不会成功，因而实施自由贸易战略，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上来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原因。过去，由于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较高，各国存在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贸易保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离其他国家较为遥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后来通信技术和数字化迅速发展，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员流动也大大增加，举例来说，中国现在每年出境人数以亿计，信息与人员的交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这些都是三十年前无法想象的。
就像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样，不管选择欢迎与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实，成为无法避免的挑战，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有些国家担心全球化会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制造业。但从经济学上来讲，这违悖资源配置理论。出台政策鼓励关键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至另一部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质疑，对其他部门而言也是一种间接歧视。对于已实现一般均衡的市场，服务业和高科技等领域具备比较优势，如果将这些优势部门的资源配置到制造业，这种选择不能就说不好，但从数学优化模型上看是有问题的。
关于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酝酿的边境调节税，目前还不知道最终设计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但从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的经验来看，要鼓励出口的话，应当允许出口制造商自由进口零部件和技术产品。如果限制进口，将难以在零部件、价格、科技和人才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反而对出口造成歧视，不利于增加出口。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影音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原因在于我们采取了较低的进口关税，这令中国出口商在进口原材料和技术时有更多的选择，这些出口部门有可能在之后逐渐实现了部分进口替代，但也是基于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
关于金融和全球化的关系，如果进一步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贷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信业发展与数字化，这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关于政策协调，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予以考虑，基于当前讨论情况和政策形成机制，希望能在7月G20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就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语言。
周小川：关于全球化，我再补充两点。
一是全球化对就业的影响。目前失业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失业率上升;二是劳动力市场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产业处于上升期，有些部门则出现衰退，劳动力需要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这样，就会出现结构性失业。所以我们应该把资源向劳动力的再培训进行倾斜，对劳动力从知识和技能上进行重新培训，而不是把失业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总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中，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资本、技术等核心经济资源的分配来实现的。如果劳动力缺乏应有技能，或者劳动技能已经过时的话，就必须要调整和更新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无法避免的。
二是税收问题。这是个很技术的问题。如果美国考虑采用增值税，我们欢迎。但不能因为没有增值税就考虑征收边境调节税。因为美国有销售税，出口产品不纳销售税，但进口产品在最终销售时会征收销售税。边境调节税是对公司税的一种调整，而公司税主要针对公司利润征税，不同于增值税或销售税等间接税。这种以直接税的方式征收间接税的提法是很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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