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著名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名誉所长项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5岁。
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遗书、俗文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学术研究为中国敦煌学夺回“话语权”
项楚先生，祖籍浙江永嘉，1940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他自幼随家人“走南闯北”，没几年就换一个地方，到过北京，也回过老家永嘉，1957年考上天津的南开大学。
1962年，项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四川大学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名额仅三人。最终，只有项楚一人通过考试，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
三年后，项楚研究生毕业，到凉山甘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他回到成都，成为了成都西北中学一名老师。直到1976年，项楚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例句，他由此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变文、歌辞、白话诗，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向。
当时，敦煌变文原件大多流散，工具书更是匮乏，项楚便回到万卷书中寻找答案，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着蛛丝马迹。由此，项楚积累的敦煌学知识越来越多，他的研究领域也从文学扩展到语言学、文献学、佛教学等。
1985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评选结果公布，项楚获得唯一的一等奖。从此，项楚跻身“青年语言学家”之列，一举成名。
也正是在那一年，一场学术会议上，项楚见到了季羡林、王永兴、周一良、宿白等学者。当时，日本汉学界流行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也成为几位老先生的“心病”。得知项楚正在为王梵志诗作注，老先生们便鼓励他尽快写作、发表。
回到成都后，项楚每写五六万字，就用航空挂号信寄到北京。1987年，约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刊载，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中国敦煌学夺回了“话语权”。
后来的40多年里，项楚撰写出版了《敦煌文学丛考》《寒山诗注》等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先后领衔创建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学生们眼中的他，待人宽厚、很有智慧、很温和
自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后，项楚潜心科研与教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教授何剑平就是他的博士后之一，上个月还专程去探望过老师，“当时，他的精神还是很好的。”不过，何剑平近两年也明显感觉到老师身体大不如前，“往年冬天，他都是在海南三亚过冬，那边暖和点，去年就是身体状况不好没去。”
在何剑平的印象中，老师项楚不仅治学严谨，还是一位待人宽厚、很有智慧、很温和的人，“在学术方面，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找到与之契合的学术领域。同时，他还教会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细致。”何剑平说，自己也正是受益于老师的教导，开辟了一个敦煌方面的研究领域。
何剑平告诉记者，今天已经接到了不少同学打来的电话，不少人将赶来成都送老师最后一程。
同事谢谦：他是我在四川大学最敬重的学者
惊闻项楚先生离世，他生前的同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谦在其微博号“种豆得瓜谢不谦”上重新转发了他在2007年撰写的《我在四川大学最敬重的学者》一文，表达哀思与怀念。
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项楚先生，谢谦在文中提到“我虽然不是项门弟子，但我很敬重项老师，敬重他的学问，更敬重他的为人。”谢谦到川大时，项老师已过知天命之年，早就誉满海内外学界。“我本以为，这样的大学者，在本校本系本教研室，可能多少都有点傲气甚至霸气，但项老师没有，我甚至从未听过他高谈阔论。在教研室，他也不多言多语，恂恂如也。”
谢谦认为，项楚老师性格中有一种很了不起、很难得的东西：不争。“项老师不争，但却获得了很多很高的荣誉”，这让谢谦更加心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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