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看起来没什么“卖相”的纪录电影，收获了观众和业界的口碑。根据第三方大平台数据，截至9月16日下午5时，上映11天的《里斯本丸沉没》票房过了1200万元，在豆瓣、淘票票、猫眼等各大平台的评分都超过9分，成为今年截至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电影。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惨烈历史。
1942年10月，日军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途经舟山附近海域被美军击中，843名英俘遇难，384名英俘被当地渔民舍命救起，英军官兵和英国政府对此深表感激。
2014年，川籍知名电影人方励听说了这个故事。作为一位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专家，他带领团队展开勘测工作，精确定位了“里斯本丸号”沉船位置。随后，他踏上寻访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最终将《里斯本丸沉没》搬上大银幕。
方励表示，《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真实、有名有姓、穿越了历史，要把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带到大家面前。“我从来没有预设问题，就像一个朋友走近他们的亲人，走进他们的历史。当他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完完全全跟他们同频共振，能跟他们共情，慢慢地就会什么都告诉你。”
把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带到大家面前
记者：《里斯本丸沉没》是一部纪录电影，然而它又拥有丰沛的情感能量，很多观众都在电影院哭了。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方励：《里斯本丸沉没》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电影可能不多见，它是纪录电影，又是个剧情片，只不过是一个“纪实”的剧情片，documentary feature film。里面有战争故事，有大量的人物故事，不是传统的新闻调查或历史专题片，所以是适合大银幕的。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如果拍成《泰坦尼克号》《敦刻尔克》这样的商业片，可能会更有卖相。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励：我做编剧20多年，但《里斯本丸沉没》里面有好多故事，编剧坐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因为它真实、有名有姓，而且穿越了历史。他们的口述、他们的情感都是当代的，是离我们很近的、真实的情感，而不是传说。
如果是虚构，无论我们的演员演技再好，它也是想象中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根本不去考虑虚构的故事片，起码是五六年以后才会考虑，我觉得还是首先把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带到大家面前。
记者：除了这种“情感的真实性”以外，《里斯本丸沉没》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方励：《里斯本丸沉没》还有一个价值。当我们没有开始进行调查，没有开始把相关的人链接起来的时候，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没有往来，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所以电影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大量今天仍然在世的人链接起来，浙江舟山参与救援的渔民的后代，跟英国、加拿大相关历史当事人的后代全都链接起来了，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价值。
我尽可能不煽情，但是有不经意的流露
记者：两个小时的电影，除了两位幸存者和一位参与救援的渔民，还出现了非常多的人物。这是否会显得有些散乱?
方励：我们的主线是从香港陷落、英国守军投降，到运送战俘的里斯本丸中弹沉没，战俘奋力逃生又被抓走，这是一个大的战争故事。然后里面也穿插了这些军人的爱情、家庭、父子和父女关系等，包括很多军人最后一眼看见自己的战友是什么状态，都是碎片式的，但非常珍贵，特别触动我们。
我们采集的素材用了不到20%。从剪辑来讲，影片重点呈现了两位幸存者的故事，但除此之外要有数字，要有群体，才能够真实地呈现战争带来的灾难。如果只有两三个主角是不行的，你看不到那么多人的心碎，看不到战争给这些家庭带来的突然的变故。如果用两三个主角把它串起来，可能比较戏剧化，但没有那么丰富，也没有那么独特，毕竟它必须是纪实的，是真实的。
记者：我们发现，作为一部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也有一些不太“客观”的成分，比如你的出镜、情绪的流露等。
方励：其实纪录片不应该有太多的主观表达，我在剪辑的时候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没有态度。我不用发表意见，可以没有台词，但是不可能没有本能的反应。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考虑过旁白，因为四川人普通话讲不好，怎么讲都别扭，就一直想找一个配音演员，后来想来想去好像不合理。所以最后影片的思路是我是怎么样被打动的，我怎样带领观众一块去寻找，一块去寻访不同的故事。我尽可能不煽情，但是有不经意的流露，这个度怎么把握也是掂量再三的。
就像一个朋友 走近他们的亲人，走进他们历史
记者：电影片尾出现了所有牺牲者、幸存者和参与救援的舟山渔民的名单，以及采访过的家庭的画面。你在访谈上有什么心得?
方励：我自己在那两年有一个工作手册，手册第一页就是里斯本丸的海底声纳影像。他们的子女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爸爸在哪里，当我打开手册，他们看到里斯本丸今天的位置，看到这可能就是爸爸灵魂安息的地方，太震撼了，这个话题一下就打开了。
其实这些访谈不是传统的采访，我比较反对用传统的新闻调查的方式去冷冰冰地提问，尤其老年人。因为时间比较久远，当你形而上地去提关于战争、关于里斯本丸的问题，他来不及组织语言。我从来没有预设问题，就像一个朋友走近他们的亲人，走进他们的历史。当他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完完全全跟他们同频共振，能跟他们共情，慢慢地就会什么都告诉你。现在很多舟山渔民的家庭，英国军人的家庭，他们都拿我当亲戚，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
记者：能否以你采访几位亲历者的经验，具体聊一聊这方面的幕后故事?
方励：丹尼斯·莫利(注：里斯本丸号幸存者之一，下文威廉·班尼菲尔德亦同)的女儿在2018年我第一次采访之前，从来不知道他爸爸经历了什么，莫利一个字都没有提过。2018年4月我采访他，一开始他特别不想谈，太痛苦，都是噩梦，不想回忆。后来怎么聊起来?从他在香港抵抗日军的经历开始，这是我发现的诀窍，不要上来就谈里斯本丸。最后越讲越激动，他信任你，愿意开口跟你讲，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多。
威廉·班尼菲尔德住在加拿大中部山区，从温哥华还要坐一个多小时飞机。摄制组比我早去一天做预采，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要有思想准备，老人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跟他聊他有多帅，跟年长的人，聊初恋、聊青春是最开心的。然后我就问他在军队是什么职位，得知他负责操作马克沁重机枪，我问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沁是水冷机枪，枪管打红了没水怎么办?他一下就乐了：我们撒尿!老爷子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滔滔不绝讲了很久。
我去到林阿根(参与救援的渔民之一)家里，老人挺乐观，但是不善言语。我已经有经验了，没有一开始就去问里斯本丸，我问他哪年出生，1942年多大，那时候平常在干嘛。等到他开始很愿意跟你交流了，再提里斯本丸沉没那天发生了什么，完全就是拉家常、唠嗑的方式往下聊，采访还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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