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北角的联合出版大厦会议室内，堆叠起最新出版的《一日三秋》繁体版，形状各异的“橙色柿子”整齐排列在封面，还有“一笑一哭”两张面孔，三两笔简洁勾勒出故事梗概。不多会，作家刘震云在众人簇拥下走进来，不改幽默本色，打着趣跟大家问好。
这日稍晚时候，刘震云还将受邀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新书讲座。行程密集，他自前一晚抵港后，还未能抽出空去尝尝他记挂许久的牛杂汤。
上一回来港，还是疫情前来参加书展。中间隔着三四年，也隔着一些文坛老友的永别。他记得上回来，香港作家、《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江迅张罗了一场饭局，席间还有作家倪匡及其太太，他们以茶代酒，笑谈文学，谈过往，也谈后起之秀。端起茶盅，放下筷子，就这样一生过去了。有时，哪怕仅是念头在他们身上瞥过，也会触动他心底的悲伤。
“有时候人间多少事，确实是两三笑话中，人生有很多笑话注定要流着泪听完。”刘震云在新作《一日三秋》里，便以“笑话”穿针引线，笑话和人物、土地、神灵、传说、历史之间的纠缠，建构起故事骨架。
层出不穷的笑话，其实都指向其背后无处不在的生活哲理与辩证的人生观，譬如，严肃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笑话，笑话再往前走就是严肃。同样地，真理与荒谬也只是一步之遥。
说话间，刘震云想起一个故事，说是很久以前，村口有两个人争论，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四，另一个人说三八二十五，两人争持不下，闹到县官那里，要断一断究竟是谁不识数。县官反倒下令打了说三八二十四的那人一百大板。那人喊冤：“他不识数，你一个青天大老爷也不识数吗?”县官答道：“打的不是识数不识数的事，打的是他都那么糊涂了，你还在跟他争论，你是不是更糊涂呢?你还要拿你的糊涂来浪费我的时间。”归根结底，这故事讲的是，要跟一个糊涂的人争论，要把说不清楚的事说清楚，是最荒谬的。
在《一日三秋》里，刘震云也写了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六叔的画。六叔曾在延津县豫剧团拉弦子，剧团解散后他又去县棉纺厂当机修工，上班之余，还爱画画，以延津人事为题，既有日常也有神鬼，既写实又后现代，六婶却说这是无用之事，倒不如画些能卖钱的花开富贵、喜鹊登枝。
从某个角度看，文学的交流也是这样的“无用之事”，“它既不会改变社会形态，亦不会影响GDP的走势。”然而往往是这样的无用之事，蕴藏着意想不到的能量，不经意间触及人的灵魂，震荡起共鸣。刘震云觉得，文学所具备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能够在潜移默化间穿透政治、经济、宗教的角力和冲突，抵达一日三餐的生活，实现最有效、也最节省成本的文化交融与理解。
前些年，刘震云为作品《我不是潘金莲》出版荷兰文版，前往阿姆斯特丹。活动期间，有位当地读者对他说，自己从未去过中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原本只限于西方媒体报道的片面印象，以为中国人不会思考，也不会笑，但书中的一位农村女人为了纠正一句话奋斗二十年，让她由此对中国人心生敬意。她还说，看这本书从头笑到尾，你可能是中国最幽默的作家。
刘震云这样诙谐地答她，如果你去我们村，你会发现人人都很幽默，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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